道理算什么，立场说了算

- 1 -

我们其实很扭曲，教育和现实往往对不上，一个孩子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社会，往往要经历几次思想的严重冲击，有的180度大转弯，有的继续坚持，更多的人在迷茫中左偏右斜。

这并不奇怪。

一方面是几千年传统文化，教育我们人性本善。古代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讲互助友善，现在也追求人性中更美好的一面。

另一方面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思想有太多融入西方模式，而这些上层建筑都扎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，而西方的传统就是宗教与原罪论。

人性本善、人性本恶，这两个的冲突怎能不让人扭曲。

但毕竟我们社会的主基调讲善，作为普通人追求善的社会是最有利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弃善从恶，更不可能完全依赖契约和法律，更倾向于以道德和人治来为法治确定方向；但作为一个人也很清楚，当大多数人为善的时候，小小的作恶会获得更大的个人收益。

与网络和现实混合在一起，就导致网络上声音大的未必是主流，而网络上的声音也未必是出于道理，一个个道理的背后大概率离不开立场、利益。

比如说前不久很多人说东南亚要把中国的制造业抢走了，外资要撤离中国了，中国经济要崩溃了。这些话引起了网络上很大共鸣，很多人纷纷转发，也包括不少大佬，但说这话的人和转发的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，真的认同吗？

还是说不过是借题发挥，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，至于真实目的是什么，自己心里有杆秤。

又比如说到产业，有的找到很多专家教授，通过详尽的数据论证气候变暖有待商榷、传统能源污染没那么重、中国仍然以煤电为核心、碳中和是欧美对中国的压迫、新能源不环保等等，这些论点看起来都有道理，但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国家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？

再比如有一些媒体包括很有影响力的特殊媒体，对一些社会热点极为批判，让人感觉到媒体确实发挥了社会监督作用，但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又何以解释选择性采访、选择性发声以及标题党呢？

当然，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了，我们正处于一个信息传播转折的时代，在庞大的信息流冲击下，真要坚持过去的传统，大概率是“死掉”，更何况讲事实、讲逻辑、讲现实这本就是挑战人性的。

人是有立场、有态度的，看到与自己想法相符的就高兴，看到不一样或者相反的就恼怒；看到问题就想归咎于某个人，试图通过找到坏人、解决坏人，来解决问题。

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是倾向于非此即彼的二元结构，倾向于事物发展是线性的，倾向于以偏概全。所以很难接受这个世界在黑与白之间有无数的中间状态，很难接受事物的发展是多变的、可能前进也可能倒退还可能停滞，更难以跳出自身的局限性去看到全局、看到每一个群体。

谁都知道流量就是影响力、就是利益，也希望能够通过影响更多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让整体向个体倾斜，那网络世界乱一点再正常不过了。

- 2 -

还是用个例子吧，比如我们现在最关注的问题之一:疫情防控。

太多人要么“清零”、要么“共存”，坚持二元论，隐藏对自己不利的、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论据，去支持自己的观点，争取更多的人跟自己站在一边，从而改变整体的倾向。

当中国控制住疫情的时候，喊“清零”的一方就特别兴奋，拿着国外的感染死亡数据，宣传中国抗疫的成功，嘲笑其他国家的无能，这时候“共存”的一方规模大大缩小，也很难看到声音；然而当上海疫情长期没有得到控制、当疫情叠加经济下行、个人生活受到影响时，“共存”一方声势大涨，拿着全国支援下个别城市的极低重症率以及国外放开了，去施加影响，“清零”一方自然声势大减。

然而当台湾感染和死亡数据暴涨，新一轮病毒变种在海外扩散，尤其是中国疫情防控再次取得阶段性成功，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时，“共存”方势弱，“清零”方势强。

两个极端就这样跳来跳去。当然无论哪一方一定有人从理性思考出发，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并且以行动践行，但是更多的人呢？

观点发生了180度转弯，但现实世界真的发生了180度的转折吗？当然没有，这种扭曲和多变的背后，就是忽略了“共存”和“清零”本就是两个极端，我们自始至终追求的是两个极端之间的科学防控，是根据我们的能力、病毒的变化以及社会情况做出的综合决断，这就是“动态清零”。

但是这种在中间态不断调整，在不同城市因地制宜采取不同中间态的体系，违背多数人的认知思维。

- 3 -

更何况，这背后还牵扯利益。

其实小镇一直觉得，中国根本没有任何“共存”派，全世界也没有“共存”派，谁愿意跟一个让人得病甚至会死的病毒共存啊，只不过人有各自的利益、有各自的倾向。

比如说相比普通人，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更希望“共存”。后者可以简单理解为“有钱人”“有产者”，对后者而言，就算共存，ICU的钱又不是花不起，自己住的地方条件好得很，物理隔离问题不大，但是如果搞“清零”，很可能自己的产业、工厂要停工，这损失如何计算？

又或者身在一二线城市，态度就同中小城市不一样。对前者而言，由于人口流动大，两年多来疫情一直就在身边，而对后者而言，就是到现在中国多数城市、农村，疫情仍然仅仅停留在新闻和网络上，甚至连口罩都没怎么戴过，核酸检测也是今年才第一次做。

又或者年轻人和老幼病残孕群体，这又有不同。

不同的维度区分而成的不同群体，对于一件事的态度当然不同，在线下还是要讲道理，一般也就是抱怨似乎无止境的核酸隔离，基本听不到说与病毒共存；但到了网络上，声音就极端了。

有读者朋友留言说，这是因为宣传部门不给力，应该把疫情的实际情况告诉大家。

这或许会有些用处，但大概率无用，因为争论本来就不是围绕道理，而是出自于立场。

就说最近两个地区的对比。

一个是上海。最近上海出了一个研究报告，说非高危组重症率为零。这个报告本意就是要为医疗服务，确定在疫情扩散、确诊病例暴增的情况下，如何更加有效的调配医疗资源。从这个研究报告出发，以后再发生大规模确诊，对占比最多的非高危组患者就可以放松一下，把更多医疗资源集中到真正有危险的群体身上。

这个报告目的很明确了，但是又能怎样呢？“共存”的一方直接引用，把一个用于医疗的研究直接用作证明新冠病毒根本不严重，完全无视这是在全国支援、本就相对较高的疫苗覆盖以及上海上千万人隔离情况下才实现的；而“清零”一方其实也差不多，同样无视这是为了医疗的研究，转而以人身攻击进行否定。

这仍然受困于两元论。

另一个是中国台湾省。现在台湾官方报告现有确诊超过300万人，每日新增5万人左右感染，每天死亡100-200人左右，截至目前已经有数十名儿童重症。按照人口比例，即使不考虑台湾更加发达的人均医疗水平，相当于大陆每天因新冠死亡12000人。

现在的台湾事实上已经无法维持社会正常运转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如果学校里病毒流行，作为家长敢不敢心大到把孩子送去上学？当孩子发烧到39度甚至40度以上，能不能做到在家观察而不去医院？

其实根本不用问，现在的台湾超过30万学生被感染，超过4000个学校停课，感染后还发现存在“记忆力差、容易失神、成绩变差、睡眠缩短”等四大后遗症，截至6月20日已经有65例儿童重症，18人死亡。

实际情况大概率要比统计的要高得多，因为台湾号称的核酸检测能力也不过是每日20万，但长期以来日检测就没有突破10万，目前是有症状、快筛阳性之后，才会去做核酸确认，就算这样都已经每天数万新增确诊。

根据上海的经验，无症状患者比例更大，那么现在的台湾有多少无症状？又有多少人个人快筛阳性后不报告？

可能把台湾公开的确诊和死亡数据乘以数倍才是台湾真实情况。不过这也是好事，如果现在才只300多万人确诊，那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次传播高峰，又如何面对传染力更强的新变种？

为了压制舆论，台湾甚至对台湾地区的《传染病防治法》部分条文进行了修改，专门增加了“违法散布流行疫情谣言或者不实讯息，且足以对公众或他人产生损害，罚金上限从过去的5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”。

不实讯息、谣言，这个其实不好界定的，更何况不仅300万元，还有可能判3年有期徒刑，那自然说的人就少了。不得不说台湾省当局很明智，知道台湾这块地方有爱造谣的传统，提前管控。

- 4 -

台湾都闹到了这个程度，但到了大陆有多少人关注吗？

这就是人性。

而人性还有一个习惯，相比理性的文字、系统的分析，更容易被具体的例子所感染、改变观点。比如上面说到台湾感染多少人、死亡多少人，冲击力其实并不大，因为总有个侥幸：我不会得、得了也未必有症状、有症状也未必加重、加重也未必死。

但如果换成一个例子呢？

比如台湾基隆一对母女，母亲60多岁了，发高烧了，去医院两次都被要求回家自我观察。这个家庭并不富裕，女儿的工作收入非常重要，于是在40多岁的女儿凌晨5点出门上班，回家后发现母亲已经病死在了自家的床上。

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大陆，发生在上海或者任何一座城市，又会如何呢？

有太多人存在严重误区。

一是现代社会让太多人觉得自己就是主角，这个世界因自己而转，对自己的评估往往明显超过实际的社会地位。

但实际上，面对疫情，多数人就是那个弱势群体，大家都去过医院，平时的医院有多么拥挤应该很清楚，有个复杂点的病想去三甲医院挂号都可能得求人，小镇曾经要去医院，光挂号就等了几个月，还不说后续，怎么就觉得一旦疫情扩散，反而能得到及时的救治？

小镇反而觉得，以中国人的就医习惯，一旦疫情扩散，恐怕医院周围500米未必挤得进去。到时候医院本就是容易传播的高危地区，医护人员不可避免的被传染，大量医疗资源被挤占，其他病症、受伤的人还能得到有效治疗吗？

那个时候为了守住医疗防线，必然要求被感染者、症状较轻的，居家自行观察，能接受吗？

二是对死亡没有概念，总觉得死亡是一瞬间的事，只要想死很容易，颇有一种死就死没啥大不了的想法。

但实际上，大多数的死亡是缓慢的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的煎熬，痛苦未必强烈但绵绵不绝，病根难去但就是不死，在病痛和死亡威胁下不断地挣扎，但就是难以摆脱，这才是真正多数人面对的死亡。

就连一些人动不动就轻飘飘说出口的自杀，实际上也很难瞬间就死，一些经常流传的自杀方式其实不太容易实现，大概率要持续更长的痛苦，以及想死不成留下更多后遗症的悔恨，最惨的是已经不想死了，但无药可救，只能在肉体的痛苦和对生的留恋中挣扎着死去。

三是对社会想得太简单，把社会误以为是丛林法则，甚至觉得“弱肉强食”就是真理。

但实际上，人类社会一定是尊老爱幼的道德社会，不可能是老弱就该死的丛林，倘若如此，人类就不可能建立文明。倘若一个社会真的不顾及老弱，让老弱暴露在危险中，那其他人尤其年轻人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呢?

看到老人不被保护，年轻人会不会想，累死累活大半辈子，然后就这么被抛弃在病毒面前，以“弱肉强食”为由，放任去面对死亡，他会怎么想？怎么做呢？

当看到幼儿不被保护，那有多少人还有信心延续后代？

社会是非常复杂的，人心更加复杂，其实这个道理真要面临的时候，几乎每个人都懂，但是只要没有直接面对，道理永远要在立场的后面。

正因此，我们才需要能够反人性的一群人，在错乱中平衡不同的立场，让人类走得更远一些，这些人往往会被冠以不同的名字，英雄又或者暴君，这要看最终的结果了。

其他文章推荐

如果喜欢，还请点赞、“在看”和关注吧

欢迎分享，让更多人发现“大树乡谈”